六　四　追　思

                       杏儿


七年了，那一段历史一直是心中无法愈合的伤口。现在，应该是冷
静反思的时候了。但我不是那种能对政治高谈阔论的人，也不大喜
欢这么做，只好在这里写一写自己的见闻罢。

那年，我也拿到了美国这边的录取通知书，正在办理护照等各项手
续。朋友们劝我不必上街去了。可是出国从来不是我生活的主要目
标，在我的朋友和学生都在为理想、为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而奋斗
甚至流血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躲着不出去。当然，曾因此而没能在
八九年秋到美国来，但我可以说是“活该”而且“无悔”。

四二七游行我还只是跟在游行队伍中的旁观者。到后来，几次最紧
张的时候都是在广场上过的夜，戒严令是在广场听的，而六月三日
，在看到电视里说希望市民不要出门上街的时候，我和另外一个朋
友骑车奔往天安门。是的，我是四号凌晨撤离广场的那几千人之一。

现在回忆起来，心情还是非常沉重。那一阵救护车的声音从绝食起
就没断过，听得多了，现在再听到这种声音时心还是揪着的。那晚
的枪声的确象鞭炮，好几年，听到外面车子开过压在什么东西上那
种噼啪的声音，仍是怔怔的不知怎么回事。

然而我还是幸运的。因为一直没出广场，那晚反而没太看到血腥的
场面。但撤离时六部口坦克压人的惨痛，第二天在长安街看到的血
迹，加上后来听一位朋友给我讲了些广场外面的事，使我不禁愤怒
，而且心痛。

六月三日的气氛非常紧张，广场外发生的事情通过各种渠道传进广
场，人民大会堂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政府的警告，高自
联的广播不断传来各处告急的消息，广场四周都能看到向上打的警
告性的枪弹不断，谁都知道清场是必然的事。去广场时我们都各自
带上了工作证，除了在广场可作通行证外，同时也可作为辨认的凭
证。不过那时我想我不会死，更可能的是让塞进一辆公共汽车送往
警察局。我一贯反对暴力，那天的事后来已经失控，军队开枪固然
令我愤怒，一些人失去理智的行动也令我很难认同。但我仍然留在
那里，因为相信自己为民请愿的初衷，更为了一个学生说的一句话
。当时，在最紧张的时候，他说：“如果需要我流血，那么我愿意
！”

柴玲说的她希望别人去流血但她自己不愿牺牲因为她是“上了名单
的人”如果是真的，我不知道那天在枪弹中丧身或致残的人们会不
会也轻易的原谅她的年轻，也不知我那学生会怎么想。当然，那天
晚上她也在广场，她拿着个小话筒在纪念碑附近走动着，劝告大家
放下武器，作无暴力抵抗。那一幕记忆使得我很长时间里一直不愿
相信许多关于她的传言。但至少，我一直觉得遗憾，在事件还没有
恶化到那种程度的时候，为什么高自联或其他组织者没有人充分强
调“无暴力抵抗”，反而一再要求大家到各紧张地点增援。

现在想起来，那次运动的组织者的水平实在差得令人遗憾，有人只
是因为说话有煽动性，还有的只是因为言行激进，很少有人有什么
系统的思想。几百万人的运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运动初期
的要民主反腐败到后来变成了要求与政府对话和要求政府的承认。
现在马后炮起来，总说要是当时见好就收也许可以避免后来惨痛的
结局。可在当时，谁也不知什么时候就算“见好”了。又由于轰动
效应，似乎只有激进的观点才有市场。有一次万润南等人在座谈会
上建议撤出广场，结果却被否决。很多时候广场内外是一种群龙无
首的场面。

不过六月三日晚的天安门广场情形还好。除了有一段时间高自联的
喇叭不知为什么沉默着令大家有点无所适从外，总的来说他们干得
还算不错。侯德健等人在最后的时候与戒严部队谈判并得到可以从
前门东南角撤出的允诺后来就变得非常重要。在高自联的喇叭被打
哑以后，如果不是知道应该往什么方向走，想来会有许多不该有的
冲突而可能造成更多的伤亡。

我必须承认，自己是很怯懦的。在得知可以从东南角撤出后，一些
人开始渐渐往外走，我后来也就离开了纪念碑，走到历史博物馆附
近，但还是不好意思走出广场，就站在那里看着荷枪实弹的军人跟
在坦克后面缓缓逼近纪念碑下。那开着盖的坦克上架着的机关枪很
令我痛心。多少年来解放军一直被认为是人民的军队，不想现在那
枪口竟真的对着我们自己。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人再抵抗，但那种
机枪扫射的说法在我看来只怕是故事。再后来，大家都开始往东南
角跑了，我便也随众人跑去。那时天已蒙蒙亮，前门附近街道两边
有很多人在鼓掌，往外走的人很是悲壮，说，“我们还会回来的”。

出来到前门后面，看到一些军人蹲在那里，就有些人去和他们理论
。有的军人低着头，眼里含着泪。可没想到后来在六部口有人丧尽
天良将坦克开进了小巷，三轮车上并排躺着的身上青紫的学生的样
子成为心里永远的痛。

安息吧，年轻的朋友们！